第五章如何处理机关应用文写作中的上下左右关系 第一节机关应用文写作中的遵命与求实 机关应用文的写作，是在有关领导同志的指导下进行的。有些比较重要的文件，常常是由领导同志直接授意或者亲自主持写成的。因此，在机关应用文的写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体现领导意图和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关系。 一般说来，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文件的起草者，对领导的指示、意图，必须认真贯彻，写“遵命文章”。这是因为，从组织原则上讲，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而具体到一个部门和单位，只有主要的领导同志才能代表这个部门和单位对上级负责和对下级负责。起草者如果不能体现或者不能充分体现领导的意图，那么，是难以形成文件的。从机关的实际情况看，在客观上，由于领导同志所处的地位不同，一方面对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接触得比较多，理解得也比较深；另一方面，他们对本部门、本地区的情况也了解得比较全面。因此，能够从更高的角度，更广阔的背景上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看问题总是比较深一些和全面一些。从主观上说，就绝大多数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而言，和一般干部相比，他们的政策水平比较高，实践经验也比较丰富。他们的意见，也比较接近于实际。作为文件起草者的下级，应该认真领会他们的意图，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和意图作为起草文件的一个重要依据。相反，如果不去认真领会领导的意图，吃透精神，而是单单凭借自己的一些见解，自以为是，置领导同志的意见于不顾，文件的起草工作往往会走弯路，贻误时机。一九七八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初期，某机关的领导同志指示，要发一个《通知》，针对“两个凡是”，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以便澄清思想，统一认识，推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要求这一《通知》还要明确写出个人迷信的危害性。起草这一《通知》的任务落在了一位被机关公认为“能笔下生花”的“秀才”身上。这位同志并没有真正领会领导的意图，对这场讨论的意义又缺乏认识，担心在文件中明确提出个人迷信的危害，会损害领袖的光辉形象，因此，拟了一个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草稿交给大家讨论，结果被否了。文件的起草不得不中途易人。最后，花费了三个月时间，《通知》才定稿成文。这不能不说是在如何领会领导意图问题上的教训。 然而，值得学习的范例也确实是不少的。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虽然是依靠了全党的共同努力，但是同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具体而正确的指导是密不可分的。《决议》前后写了一年多，其间邓小平同志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意见。在一九八三年七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逊中，收录了邓小平同志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次谈话的节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对《决议》的基本立意、中心意思、文章结构、写法以及语言，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如小平同志指出：“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也提出了重要的具体的意见。陈云同志希望“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在《决议》的起草、修改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中央领导的这些意图，体现了这些指导思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认真领会和执行领导同志的意图，是写好机关应用文必须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同志都那么高明，确有一些同志或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水平低；或因对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情况不甚了解；或由于思想方法的主观片面，对机关应用文写作的指导，常常不能提出切实的见解，甚至会出现一些偏差，不是同中央政策相抵触，就是同实际情况相背离，同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合不上节拍。如某单位起草工作报告，按照通常的做法，担负起草工作的同志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参考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了一个草稿。他们在充分肯定本单位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列举了工作上存在的不足和差距。其原因，既包括领导班子因受“左”的东西的影响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阔，使这个单位多年来面貌变化不大；也包括领导干部作风不深入，官僚主义严重，终日陷于文山会海，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二、三、四共列举了四条。谁知这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看了报告草稿，火冒三丈，对起草的同志说：“你们讲成绩笼而统之(实际是充分而具体的)，只怕讲多了。讲缺点却一、二、三、四，只怕讲得不够。看来是想方设法要让我们作检讨”。领导无端地怪罪下来，不得已，起草的同志只好对报告稿作了改动。虽然，也写了工作中的几条缺点，但比较概括、抽象，而且有的地方是轻描淡写的。这个修改稿拿到基层单位征求干部和群众意见时，大家很不满意，说，你们写成绩只怕说少了，写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只怕说多了；想作点自我批评，可是又羞羞答答。干脆只讲成绩，不讲差距算了，免得糊弄群众。听了大家的意见，这个单位的领导才认识到自己同群众之间存在的距离。于是重新全面地回顾了本单位的工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加以总结，再次对报告作了较大的修改。 类似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过去存在，今后也还会遇到。因为要求所有的领导同志都那么有水平、那么完美，所有的想法都那么全面、正确，是不可能的。这就给机关应用文的作者带来一个问题：对于那些片面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领导的意图，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怎样处理这个矛盾呢? 首先，应该认真检查一下，起草者本人的意见是否正确，在起草的文件中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准确、充分、可靠，在立论和所拟订的措施、办法上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足够的、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如果起草的文件事实经得起检验，据以作出的分析判断能够站得住脚，理由也很充足，就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直率地向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应当相信，大多数领导同志是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的，特别是那些情况了解不多，工作又不够深入的领导，只要有根有据地把事实摆出来，并加以客观地科学地分析，一般说来是可以说服他们收回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意见和想法的。因为就多数领导来说，他们的出发点和用心，也是想把工作做好的，想把文件写好的，对他们的某些不完善的意见，某些偏颇之处，给以补充或订正，他们是会高兴的。因此，只要担负机关应用文起草工作的同志，第一相信自己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第二相信领导同志可以听得进不同意见，就应大胆地提出不同意见，并通过讨论或交谈，最后取得一致的认识。 其次，有的领导一时听不进不同意见，可以采取一个变通的迂回的办法，即把文件草稿放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讨论，比如让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发表意见，让从事这方面具体工作的同志发表意见，还可以听听基层单位的一些同志的意见。在方式上，可以组织他们一起讨论；也可以把文件草稿发给他们，请他们提出书面意见；还可以请他们改出一份稿子。这样，集思广益，走群众路线，能使文件中所反映的问题更准确全面，符合实际，提出的办法也更完善，更切实可行。同时能帮助领导同志开阔思路，修正自己的不全面的认识，接受正确的观点，使他们的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在通常情况下，机关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往往是通过反复讨论、畅所欲言的辩论，逐渐趋于统一的。机关应用文的写作也是如此。 第三，经过多方讨论，但领导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本着遵重事实，服从真理的原则，把文件起草好。具体做法是，起草者本人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有关指示，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求，认为必须写在文件上的思想、观点和材料，只管写上去，然后送有关领导审改，或交领导班子讨论。至于领导是否认可，那是领导的职权。只要起草者坚持了实事求是，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这样做，一是坚持了党性原则；二是坚持按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规矩办事，符合组织原则。当然，文件起草者如果认为某些意见和情况必须在文件中得到体现，否则将给工作带来损害，而主管领导却又坚持不予采纳，也可以通过适当途径，把有关情况向上一级领导部门加以反映，取得上一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这同样是符合组织原则的，而且是应当加以提倡的。 第四，木管文件起草者和领导者在起草文件过程中有多少分歧，认识多么不一致，只要大家都遵循一条准则，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问题就不难解决。不论哪一级干部，哪一级领导，哪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应当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一切党政机关的公职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社会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最根本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授权于人民而不对人民负责，或者把对人民负责同对上级负责对立起来，不深入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不接受群众的批评，不执行群众的意志，那就颠倒了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丧失了人民公仆的资格。人民就有权收回授予他们的权力。”对于党政机关的文件起草者来说，要时刻想到，我们是领导机关，我们的笔下，往往一字千钧，关系大局，对与错，是与非，如果颠倒了，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以至失之千里。因此，机关应用文的撰写，必须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决不能为适应领导的口味而歪曲事实，甚至弄虚作假。领导者也不能为维护自己的“权威”而不顾客观事实，不顾下属的正确意见，我行我素，坚持错误。只有大家都来增强党性观念，增强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观念，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在机关应用文写作中遇到的意见分歧，就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得到统一。 第二节机关应用文写作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回首页） 如何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是机关应用文写作中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做工作，都要讲原则，没有原则，便失去了是非标准，就会偏离方向，造成混乱。但在讲原则的同时，又必须讲灵活，讲变通。不讲灵活，原则也落不到实处，事情同样办不好，办不成。机关应用文是机关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每一份文件的撰写都会遇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问题。而每一份好文件，其特点之一就是体现了这两者的高度统一。 党中央发布的许多重要文件，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比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必须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关于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原理、原则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写成的。它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不拘泥于马、恩、列和毛泽东同志的个别具体结论，而是把这些原理、原则创造性地加以发展和具体化，而且提出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前人没有讲过的观点，灵活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的写作上，既十分明确地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又给贯彻执行留下了很大的灵活余地。在谈到价格体系的改革时，《决定》指出：“改革的原则是：第一，按照等价交换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第二，在提高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时候，加工企业必须大力降低消耗，使由于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成本增高基本上在企业内部抵销，少部分由国家减免税收来解决，避免因此提高工业消费品的市场销售价格；第三，在解决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和调整消费品价格的时候，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确保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因价格的调整而降低。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工资还要逐步提高。”这三条中第一条等价交换和供求关系原则，是价格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哪些该升，哪些该降，并没有具体规定。第二条，因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的加工企业成本增高的，有多少在内部抵销，有多少由国家减免税收，也没有具体规定。第三条，职工工资何时提高，提高幅度多大，都没有具体去讲。这就是它的灵活性。给执行者留下了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变通的余地。如果象这样的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太具体、太细致，不仅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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